揭秘中共七大台前幕後:為何間隔17年才召開


河北共產黨員網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舉行,圖為大會會場從「一大」到「六大」,時間間隔最長也不超過兩年,可從1928年6至7月間「六大」在...

- 2017年10月10日00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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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舉行,圖為大會會場

從「一大」到「六大」,時間間隔最長也不超過兩年,可從1928年6至7月間「六大」在莫斯科結束算起,到1945年4至6月間「七大」召開,期間,長達17年之久。

這是因為什麼呢?

「七大」多次延宕的原因

「七大」多次延宕的最大因素就是戰爭:國共內戰以及抗日戰爭。實際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就曾提出過召開「七大」的動議。而這個時間點正值國民黨軍隊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1930年11月~1931年1月)之時。此後,「圍剿」戰連綿不斷,共有五次之多。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受重大破壞,最後導致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於1933年1月被迫轉移至中央蘇區。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初期與東北軍、西北軍、閻錫山部的摩擦不斷。1936年發生「西安事變」;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開啟了國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並成立了「七大」籌備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籌委會之下設了一個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五人組成的秘書處,以及由毛澤東、王明、朱德等25人組成的「七大」代表召集委員會,但由於諸多因素的干擾並未能開展實際工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討論了召開「七大」的問題,提出應「立刻進行具體準備」。為此,任弼時在此次會議結束後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作了報告。當年的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先後兩次向各地黨組織發出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並要求當年9月1日前確定代表人選。

但隨著國民黨接連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七大」再次延宕。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當年的「五一節」召開「七大」。因為張聞天向毛澤東交接黨的總書記等問題又被推遲。這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本打算於次年上半年召開「七大」,後因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等再次推遲。

1943年7月17日,中央書記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個月到9個月內召開「七大」的建議。中央政治局同意後,即在8月1日發出《關於「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會的指示》。不久後,中央政治局重新召開整風會議,已經啟動的會議進程又被打斷。直到1944年5月,整風運動基本結束,「七大」才又提上議事日程。5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立即著手召開「七大」的各方面準備工作,在七個月內開預備會議,八個月內開大會。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終於開幕。

「七大」會址的幾次變更

「七大」會址的選擇以及禮堂的籌建工作,最早是根據1939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兩次會議的通知開始的。

最初,考慮到避免日軍飛機的轟炸,準備在離延安較遠的安塞縣修建大會禮堂。1940年5月,主管這一工作的大會正副秘書長任弼時和李富春還親自到安塞縣真武洞實地考察過。那裡環境確實隱蔽,也便於防空,但其致命傷就是距離延安較遠,交通不便之外,食宿問題都不好解決,考察之後就放棄了。

有了前面的經驗,就考慮了離延安較近的棗園後溝。此處樹木密集高大,便於隱蔽防空。由於距離不遠,建築禮堂以及大會急需的物資等也便於採購和供應。因此,便選擇了後溝西坡上一片較為平坦的坳地作為大會禮堂的地址,近處還建了窯洞以解決住宿問題。但建成後才發現,其他條件雖好但地方過於窄小,難以容納下那麼多代表。另外,吃水問題也一下子突出出來,當地只有一口水井且水質不好,不敷使用,只得放棄。

最後經綜合考察,會址定在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楊家嶺。當年中央將所在地定在這裡,就是看中了這裡地形平坦,地勢開闊,兩邊坡地平緩。此時楊家嶺已建起多處窯洞,尤以中央黨校的校舍最有規模,再加上周圍的一些機關用房,基本可以滿足代表們的住宿,只需新建一座禮堂就足可應付。

禮堂的地基是現成的——那就是原有的可容納三四百人的磚木結構、茅草覆頂的禮堂遭受火災後殘留的廢墟。火災發生在1941年冬天,正值尋找修建禮堂地址的關鍵時刻,一位臨時住在禮堂還沒有分配工作的文藝青年為取暖引發了火災。如果不是這樣的意外,在當時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恐怕很難下決心推倒重來。

會址確定後的第三天,李富春就請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建築專家楊作材,重新設計修建方案。楊作材加班加點拿出了兩個修建方案。一個規模相當宏大,足夠全部中央機關人員在一幢建築內工作。李富春看了這個方案開玩笑說:「你不是想在這個地方建都吧?」另一個方案因為比較實用更像個開會的地方,就確定下來。1941年底,儘管天寒地凍,還是備料開工了。

除了當地的建築工人參與修建之外,中央機關以及部隊、院校的幹部職工都參加了義務勞動。但人們並不知道正在修建的這座建築用途何在,因為這是嚴格保密的。結果有人向主持這項工程的任弼時、李富春提意見說:現在經濟這麼困難,卻如此大興土木,那不是鋪張浪費嗎?

「七大」會期長達五十天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禮堂正式開幕,到6月11日結束,會期長達50天,創歷次黨代會之最。

延安沒有大的招待所,更沒有同時可以容納七八百人的招待所。所以,「七大」召開時,代表分在幾個地方住。中央黨校住了一批,大砭溝的總政招待所住了一批,王家坪住了一批,棗園住了一批。還有的是住在西北局、聯防軍司令部。代表們一般是吃了早飯去楊家嶺開會。

分散住宿的「七大」代表到楊家嶺開會,有的是走路,有的是坐車。那時延安很少有車,西北局的同志不知道誰從哪兒搞到一輛大卡車。高崗坐在駕駛室里,賈拓夫和愛人白茜、歐陽欽站在後邊車斗上。車子一開,黃土飛揚,灰塵瀰漫,眼睛都睜不開。

更糟的是路不平,車子顛得非常厲害,把人搖來晃去,抓車邊都難抓住。西北局在豆腐川,離楊家嶺並不算遠,但因路不好走,車在路上竟要顛半個多小時。歐陽欽很風趣地開玩笑說:「要是懷孕的婦女坐這個車子,孩子都會給顛下來。」聽到這話的人都笑起來,可他們不知道,白茜那時恰恰懷著孩子,但未對任何人說過,連婦聯的同志都不知道。

在「七大」召開的間隙,大會為代表們安排了豐富的文體活動。通常每個周六晚上都有舞會,但要憑「七大」代表證才能入場。

集中延安優秀戲劇人才打造的反映蘇聯衛國戰爭的話劇《前線》深受好評,劇中的戈爾洛夫、客里空,成為思想僵化、不接受新鮮事物和誇誇其談、譁眾取寵、編造假新聞的代名詞。

「七大」期間還放映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一批蘇聯電影。其中沒有譯制好的是由從蘇聯回來的同志當場口譯放映。

6月10日晚,全體代表觀看了大型歌劇《白毛女》,氣氛相當熱烈。最後,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

代表回憶,這個議程花費了很長時間。先是「海選」,即由代表們廣泛的提名,由大會秘書處集中後再反饋給各代表團討論。之後,再進行新一輪的預選。反覆幾次後,才確定了最後的等額選舉候選人名單,這就花費了較長時間。當時,代表們對王明、博古、凱豐、鄧發等意見很大。毛主席一再強調他們是願意改正錯誤的,我們還要團結他們。最後只有王明沒有通過。毛主席再做動員,希望尊重歷史,投王明一票。他甚至說:「你們大家不選,我一個人選他。」王明以最低票當選中央委員。

在6月11日的閉幕式上,毛主席致閉幕詞——《愚公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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